《中国金融》｜红色政权维护物价稳定的实践革命战争时期，货币发行和货币信用对于保障军民生活、开展经济建设和赢得革命胜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别以中央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物价波动情况为例，回顾了革命根据地物价波动的原因以及红色政权维护物价稳定的措施，总结了党关于维护物价稳定的认识，并提出了对当前金融工作的启示。

　　1933年起，中央革命根据地物价飞涨。1932年，稻谷每石1元，1933年涨到每石4元7角，至1934年，部分地区达到每石8元，其中，赣县稻谷价格涨到每石17多元。

　　导致物价飞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货币流通范围越来越小。1933年，政府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中央革命根据地包含21个县城，至1934年10月时仅剩5个县城。二是货币发行数量迅速增加。1933年8月，国家银行纸币发行量为200万元，至1934年10月，发行量达到了800万元。“左”倾机会主义者取消了红军筹款任务，大规模增加红军兵力，加重了根据地财政负担。在财政压力剧增情况下，只能靠发行纸币弥补财政亏空。三是物资匮乏问题十分突出。由于大规模扩大红军力量，青壮年劳力参加红军，生产活动受到严重制约。加上政府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物资短缺问题更为严重。

　　临时中央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控制物价飞涨。一是强调纸币发行与市场需要相匹配。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指出“纸币的发行如超过市场所需要的定额外，必然会使纸币跌价，会使物价腾贵，使工农生活恶化起来，以致影响到工农的联合”。但由于“左倾”路线干扰、进行残酷的军事“围剿”以及严厉经济封锁等因素，这一正确的货币发行思想并未得以应用。二是加强物资储备，维护货币信用。第三次“反围剿”后，有特务分子制造大量假币，并故意诋毁苏区纸币信用，引发民众挤兑现洋风潮。1933年，在缺少金银储备的情况下，面对货币的信用危机，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要求加强物资储备，下令从“反围剿”前线运回食盐、棉布等物资，以快速充实物资储备，并规定买卖这些物资只收纸币，不收现洋。之后，群众将手中的现洋兑换成纸币，恢复了对苏区银行的信任。

　　1943年，陕甘宁边区物价上涨十分明显。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统计数据显示，若按照1943年1月边区物价指数为100计算，到当年6月物价指数已上涨至359，12月达到惊人的1950。

　　陕甘宁边区物价上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边币发行速度加快。1942年10月至1943年12月15日，边区共增发边币171300万元，约等于前期五年发行累计数6600万元的26倍。二是边币对法币的比价下跌。边区实行与法币的固定牌价，2.1元边币合法币1元。但是，1943年当年贸易入超数额巨大，达110792万元，需要大量法币弥补贸易缺口，因此出现了法币黑市。1943年1月至2月，延安法币黑市上的边币兑法币比价为2.1元边币合1法币，至3月边币开始跌价。1944年初，黑市上法币比价更是涨到13元边币兑1元法币。

　　为了平抑物价，边区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一是发行流通券。1944年7月1日，“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在边区正式发行。流通券的主要作用是暂时替代边币，实现货币功能，改变民众对边币持续贬值的观念。二是打击法币。自1941年起，边区就实行停用法币政策，但到1943年底，法币仍旧在市场上流通。1944年，边区银行再次强调“边区内的公私交易，不论大小，均以边币为单位，不准使用其他货币，严禁法币在市面流通”。三是恢复货币交换所。货币交换所的作用是开展法币与边币的交换，调整边币、法币的比价。面对边币贬值、物价飞涨，1943年12月17日，中央西北局取消了货币交换所固定兑换牌价的做法，恢复按照市场比价交换货币。此后，边币下跌的趋势得以控制，边区物价趋于稳定。

　　解放战争时期，晋绥边区出现了物价急剧上涨的现象。如1945年12月7日至12日，河曲县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破麻绳涨价46.7%，黄油涨价30.8%，莜麦涨价36%等。1947年11月，各地区粮食价格又有不同幅度的上涨。1948年前3个月，物价上涨依然明显，4月起，物价逐步趋于平稳。

　　晋绥边区物价上涨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战争导致物资匮乏。1948年晋绥边区行署工作报告认为：“（物价）是主要决定于战争，和由此引起的本币流动范围的变化，及财政收支状况的变化。”战争导致物资供给下降，供销失调，是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二是货币的财政性发行。政府过度发行货币，以此弥补财政巨额赤字。1945年7月起农币不断大量增发，至1947年12月底发行量已达到12567302万元。三是自然灾害。晋绥边区物价上涨以粮食价格上涨最为典型。解放战争时期，晋绥边区各县曾遭遇雹灾、水灾、极寒、旱灾、虫灾等，农业歉收、粮价上涨。由于粮食价格与其他商品价格密切关联，其他物价也剧烈波动。

　　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物价水平。一是扩大农币流通范围。当时，农币价值依附于银洋，银洋的涨跌造成农币的涨跌。晋绥边区政府于1946年10月2日发布《关于严禁银洋法币周使的指示》，严禁使用银洋。同时，晋绥边区政府使用农币收购群众产品，扩大农币的使用流通。二是解决物资短缺问题。如1947年，边区政府做出《晋绥边区行署关于发放九十万万元生产贷款的决定》，以促进生产发展，弥补粮食短缺。1948年5月，面对粮食短缺现象，发布《中央晋绥分局救灾救死紧急动员令》，通过调拨粮食调节供需，1948年上半年调剂到市场出售的粮食达到1315大石。

　　革命战争时期，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实践中，我党深刻认识到，要防止货币过度的财政性发行。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在第四十九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新的财政计划”，指出：“国家银行应从九月起，在财政部监督之下实行独立，执行银行本身职务”。在1934年1月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针对国家银行纸币发行量过大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指出：“国家银行发行纸票的原则，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这一方面的充分注意是绝对必需的。”

　　革命实践中，我党认识到，货币供应数量超过实体经济的需求是引发物价飞涨的重要原因。例如，1934年1月，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指出：“如果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市场需要的额度，那么纸币将会贬值，从而导致物价上升，使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情况恶化，以致影响工农的联合”。又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时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的朱理治在1942年5月28日～29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边币的根本问题》的文章认为，1941年延安物价上涨4.8倍，其主要原因是边币数量与商品数量不匹配。

　　基于货币发行的实践，革命政权对于发行准备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边区金融工作经验讲演提纲》认为：“要多少准备金有一定的比例，在边币总购买力指数超过85%的部分，就要100%的法币准备。”南汉宸在1943年向边区银行全体人员所作的报告《银行工作检查问题》中，特别强调了物资准备的重要性：“其他国家是靠公债票，我们的准备金是人人都需要的，可靠的如物资局的特产、食盐、与纺织品等。”曹菊如在1945年下半年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关于金融问题的一些经验》中，也讲到边币发行准备对于维护边币信用的重要性：“在四年半的发行历史中，开始三年是几乎没有准备金，不能无限制兑换，甚至完全不兑换，结果是边币惨跌。”可见，虽然发行准备的形式（法币、物资或其他）各有不同，但保障充足发行准备的重要性已被革命实践所证明。

　　红色政权稳定物价的经验表明，货币供给数量应当与实体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相匹配。当过量的货币追逐有限的商品时，必然发生通货膨胀。因此，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是防止物价飞涨的根本。近年来，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和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的特殊时期，也不搞“大水漫灌”，而是保持货币供应总量适度、精准滴灌，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取得显著成效。应始终坚持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保持物价水平稳定的同时，降低民营小微企业和三农等领域的融资成本，使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不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既要防止出现货币的财政性发行，又要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补充和支持。一方面，坚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司其职，防止混淆。财政部门和货币部门都是政府的“钱袋子”，两者各司其职、关系密切，要防止混同成一个“钱袋子”，或“大袋子套小袋子”。三个革命根据地维护物价稳定的经验表明，如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职能边界模糊，甚至财政凌驾于货币之上，“大口袋里套小口袋”，就会出现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应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确保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同配合，更好地维护物价稳定，保障经济有序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