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共和国金融大案之朱小华：兴也勃衰也忽眼看新星成流星，作为最年轻的部级金融高管之一，朱小华的人生沉浮令人扼腕。当年垂直型的行政指令性管理，为朱这样的管理层带来了巨大权力空间，“寻租”式交易就可能发生。这些行为往往还是打着“体察上情”、“特殊国情”等子虚乌有的名义进行的。

　　看过朱小华履历的人无不感慨于其人生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朱早年间人生得意，三级跳式的升迁让人眼花缭乱；天命之年，却骤然陨落，被判15年，妻自杀，女儿近疯，令人触目惊心。

　　1996年11月，47岁的朱小华赴港履新，出任光大集团第三任董事长。从他的两位前任也可看出这个职位非同寻常，光大首任董事长为“红色资本家”王光英，第二任即被称为“亚洲四大经济女强人”之一邱晴，金融圈人称“邱老大”。

　　尽管外界仍常用“年轻、无资历、无背景”这样的词汇来形容朱小华，但此时他已成为中国金融界罕见的一颗“新星”。

　　平民家庭出身的朱小华，1949年出生，浙江省鄞县人。粗线岁就完成从北大荒下乡青年——央行研究人员——央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央行副行长——光大集团董事长的履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显赫。

　　他曾以知青身份在北大荒“锻炼”，一位他的朋友回忆，当年知青成千人奔赴“北大荒”，能做到连一级的干部已经算是“能人”了，但朱小华最后做到了团一级干部。这在北大荒只能用“罕见”二字形容。也因此他后来一直饱有“北大荒”情结。

　　粉碎“”后，知识青年返城。朱回到上海，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招人，朱报考并被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研究所录取。他的文化成绩不错，虽然不是学金融的，“但他的悟性和学习能力超强，写了不少有创见的文章。”一位中国人民银行的人士回忆说。

　　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上海分行的研究所，在整个人民银行的系统中实力很强。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是老金融中心，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老金融学人也在上海人行金融所。

　　这个金融所有者自己的特色：尽管离现实的金融问题比较远，但是他们擅长金融史和西方金融学，尤其是一些技术性的金融问题。

　　朱小华就是在这里崭露头角的。很快，尽管没有大学背景，他却被提拔到副所长的位置，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其间，朱小华还曾主动申请进修，在上海财经学院夜大上学。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是，1990年底，朱小华还在用功地学英文，并已颇得运用之妙。

　　在1980年代末期，朱小华上任上海人民银行副行长。正是在这个位置上，他开始完成从地方官员跃升为中央官员的命运转折。

　　很多央行上海分行的人士回忆朱小华的那段岁月：“他工作风格非常泼辣，说话也比较直率。”自下而上的履历也让他非常平易近人。

　　就在朱即将离开上海之际，他还在《上海证券报》上发表文章，直指股市市盈率过高。文章一经发表，股市即告大跌，惹得当时主管的副市长直接询问此事。

　　1991年前后，当时国际货币基金同中国有个协议，帮助中国培养金融干部。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派朱小华前往国际货币基金学习一年。

　　一年后，朱小华没有再回到上海分行，而是前往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任要职。一位香港金融界人士回忆说，“他的谈吐同新华社其他官员不同。第一，他有‘真才实料’，尽管并无显赫学历；第二，他敢讲话，不打官腔。”

　　之后，1993年7月直接升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当时的副行长还有、戴相龙)并于1994年年初开始兼任外汇管理局局长。从香港到北京，朱小华从副司级干部直接跃升为副部级干部。这个跨越一般需要很漫长的岁月，但朱小华只用了一年多。

　　朱在任央行副行长期间，对于统一全国国债以及外汇改革尽了一臂之力。对于金融改革，朱当时经常有不同的声音，但他的理论说服能力很强，令人印象深刻。

　　后来朱回顾当初进入金融界工作时说：“那是一个人生的重要选择，我对经济有很大兴趣，中央银行正在面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经济改革所产生的问题，现在中国处于一个大变革时代，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银行业担当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可利用本身功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接着就是众所周知的1996年光大履新，但是这一次，多年风雨兼程，险峰在即的朱小华却走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他的金融职业生涯也将在光大集团终结。

　　1999年7月初，朱小华回京述职，之后突然“失踪”，随后有传闻称，朱将平调至国务院体改办等等。此时，他在光大董事长任职尚不足三年。

　　是年7月30日，被港人称为“金融专才”的接手光大任董事长。8月初，刘仍对外称，“朱是正常调回内地，对他另有安排，希望大家不要听信传闻。”他甚至态度鲜明地希望，当年建国50周年国庆节，邀请过去三任董事长王光英、邱晴及朱小华一同来港庆祝。

　　但这个希望不可能实现了，一个月前，朱小华一下飞机，旋即被“双规”。此后，人们形容朱小华“人间蒸发”了3年。

　　很多人至今仍记得，他迅速展开了一系列堪称大手笔的并购，人们形容他商业冲动极其亢奋，颇有让光大脱胎换骨之意。

　　事实上，当时各方都对朱寄予厚望，香港的一些分析人士说，朱小华当时被认为思想开放致力于改革。《华尔街日报》也撰文称，人们对朱小华期待很高，希望他能把光大集团改造成一个更富有商业性的实体。

　　而朱最初也不负众望，在接手后确立了以银行、信托、证券等金融业为主导，实行“超常规发展、全方位经营”的思路。

　　当时光大集团在金融业、基础设施、石油天然气、饭店管理、房地产开发及通讯领域6大产业内都全力张开触角。这些举动在当时只能用“目不暇接”来形容。

　　另外，光大旗下还有数家上市公司包括：光大国际、光大控股、光大科技等等，当时股市的炒家也纷纷以光大为题材借势发力，光大系股票频频飙升，成为当时香港最红的红筹股。

　　那是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年，朱开拓的“大场面”让人想到光大集团成立之初，王光英在香港掀起一场“红色风暴”。朱上任后，香港股市刮起“朱小华旋风”，光大集团的旗舰公司光大控股股价一度到达20余元高位。

　　一开始，朱小华的扩张办法很快凑效，他也确实改变了光大负债累累的状态。在他任职期间，光大集团成为股票市场的一个主要势力。据这位投行人士估计，朱小华出售了将近20亿港币的资产，同时也收购了同等数量的资产。

　　但是，“形势比人强”，1998年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金融市场出现了意料之外大动荡，光大的投资业务也损失惨重，光大集团的三家上市公司——光大国际、光大控股和光大科技都出现了亏损。

　　随后，1999年初，朱又祭出扩张大手笔——整体接收中国投资银行。该投资银行有137家营业网点。此次接收牵涉到的资产金额约有700亿元。

　　对于原投资银行的不良资产，朱小华争取到了决定接收成败关键的前提条件，即原投资银行为财政部所做的世界银行转贷款所形成的外汇部分不良资产，进行表外处理。光大只协助其进行账户管理服务，不承担这部分债务。

　　此并购前，光大银行只有2600多名员工，而接收后光大银行的规模几乎翻了一番，资产总额达到15000亿元左右，员工接近5000人。此次同光大竞争的包括中信集团以及深圳发展银行，而结果却只有光大最终胜出。

　　甚至在朱小华被“双规”的前一个月，即1999年6月，光大集团刚从上海财政局受让原为中国工商银行持有申银万国证券24640万股，成为其第一大股东。申银万国为当时国内券商翘楚，光大能够博得头彩，令业内叹服。

　　但此时，对于朱小华的非议之声已经四起，一种比较流行的批评是，朱小华接管时，光大集团处于非常混乱状况，朱小华错过了整顿公司的机会，而且还进行了盲目扩张。

　　香港金融界的一位人士也曾喟叹：“为什么他一定要卷到花里胡哨的炒风里面?而且光大旗下的股票炒风最烈，市盈利非常高。当然现在他也出事了。”

　　1999年7月初，中央委员会和监察部收到了一封举报信。信中称：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在与港商刘希泳的经济交往过程中，存在玩忽职守、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问题。

　　与此同时，中央一位高层领导也收到了一封与此内容相同的举报信。中央高层领导于7月6日及时批示彻底调查此案，依法处理。

　　随后，对朱小华实行“双规”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对朱小华立案侦查。根据举报信的解法内容，办案人员首先从刘希泳这条线索入手。

　　据查显示，1994年7月，时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职务的朱小华认识了港商刘希泳。刘是香港新立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虽为港商，但其在港非常低调，国内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等数家企业同刘希泳旗下的企业进行过纺织品加工贸易往来。

　　刘是国内1980年代初第一批到美国的留学生，大学毕业后踏入商界，开始刘主要是销售成衣及纺织品到美国，后成为沃尔玛等几家大型美国超市的供货商。1990年代初成为香港永久居民。

　　刘不仅从事国际贸易，还拥有尖沙嘴君宜酒店，南京新立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及经营纺织品服装出口贸易、房地产业等多项产业。1997年之后，刘还准备走高科技路线，投资创建美中服装成货鞋业的商业网站，但因朱小华案牵连未能成事。

　　刘最早提出请求朱小华帮忙也是在1994年，当时刘希泳提出打算在香港投资购买君怡酒店和增加流动资金，请求朱小华帮助解决域外外汇贷款。

　　朱小华表示根据法规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专项外汇不能直接贷给港商用户，建议刘找一家中资商业银行进行运作，而后由外管局把外汇存入该中资银行后再转贷给刘。

　　刘希泳找到香港嘉华银行的董事长金德琴提供便利，朱小华让刘希泳转告嘉华银行直接与外管局联系，使嘉华银行成为从外管局贷款的“通道”。7月9日，外管局便调2亿美元存入嘉华银行。嘉华银行遂将此款贷给刘希泳的启逸公司。

　　这被认为是朱小华对于刘提供的第一个帮助。此后，朱小华担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董事长、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于1997年1月至1999年5月，在部分程序不全的情况下，贷款给港商刘希泳及其家族公司贷款6次，共计港币7.7亿元、美元4000万元，总计折合港币10亿元左右。

　　据有关人员回忆，最初顺着刘这条线索，朱小华可能大量收受刘奉送的巨额贿金，并受刘邀请赴港、澳及东南亚免费旅游。1997-1998年，朱小华赴美访问期间，刘出资并陪朱两次赴赌城拉斯维加斯游玩。

　　2003年，审计机关又发现了一笔违规的“借壳贷款”跟二人有涉，还牵出了中国最大的进出口商之一的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原正、副董事长王祖康、王龙坤。

　　事情发生在1999 年1月，刘希泳找到王龙坤，告诉他新立基发生了，希望东方国际能协助新立基拿到一笔总额为2000万美元的贷款。

　　之后，刘希泳介绍了已经设计好的“借壳贷款”方案：他暗示已经与朱小华谈妥，光大集团愿意为其提供这笔贷款，由于其受信额度已满，不能贷款给新立基。

　　刘希望能以东方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名义向光大集团申请这笔贷款，贷款到达后再转给新立基。刘保证说，新立基作为这笔贷款真正的借款人将承担起相应的还款责任。

　　同时，作为回报，东方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可以把这笔贷款中的250万美元留为己用。1999年3月11日、14日，王祖康、王龙坤专程赴香港与刘希泳商谈此事。

　　在会谈临近结束时，王祖康以东方国际董事长兼东方香港董事长的身份在贷款协议上签了字。随后东方国际、光大集团和新立基三方达成约定，利用三方在汇丰银行的账户完成资金转移。

　　但朱小华去职后，光大集团不承认私下与东方国际、新立基有过什么具有法律效力的“借壳贷款”约定。

　　光大集团开始向东方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追讨2000万美元欠款，并向香港高院起诉，作为担保方的东方国际集团公司同时也被起诉。

　　由于未能认定刘对朱构成行贿，因此这些案情并没有再后来的起诉书中出现，但这些事情作为朱案全貌之一角，权作管中窥豹，看到朱在港的一些所为。

　　之前，朱被“双规”之后，已于2001年5月1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01年5月2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其间，消息断绝，朱一度人间蒸发。

　　参加当时庭审的人回忆说，8月20日的庭审一直从上午延续到傍晚，据参与庭审的人士回忆，朱在庭上进行了较为激烈的抗辩，其律师在庭上作了无罪辩护。

　　2002年10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的朱小华收受贿赂案作出初审判决：朱小华犯受贿罪，且受贿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判处有期徒刑15年。

　　从起诉书中可以看到朱的两宗定案：一是收受香港华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股票36万股股票。二是通过妻子任佩珍收受丘汉辉给予的港币300万元。

　　根据检察机关侦查，其情况大致如下：1996年11月，香港华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总经理杨国勋欲借助光大集团彰显其背景深厚，遂聘朱小华为该公司顾问。

　　1997年1月，杨国勋将公司顾问费10万港元以及该公司的10万股原始股票送给朱小华。当时原始股票价值已由每股0.8港元升至1.2港元。

　　时隔不久，这一年5月间，为筹集资金，增强公司实力，杨国勋给朱小华写信，要求光大集团对华利资源股票进行全面收购或者参股。

　　1997年7月3日，在朱小华的安排下，光大所属金融控股公司出资4650万港元购买华利公司3000万股股票，持有华利公司9.6%的股份，随后华利公司股票的市值节节攀升。

　　杨国勋称，将华利公司36万股（按当时比价折合人民币848,152. 8元）上市股票送给了朱小华。朱小华收受后交给其妻任佩珍。同年8月初，任佩珍通过杨国勋及其妻胡蓉，按照当时市场价将股票换成港币108万元（按当时比价折合人民币1, 155, 924元）。

　　而另一宗定案是，朱曾接受新世纪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新世纪建设发展(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丘汉辉的请求，决定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购买香港新世纪建设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开发的新世纪广场房产、批准光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为新世纪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从银行取得贷款提供担保。

　　1998年初，丘汉辉为感谢朱小华给予的多次帮助，并为继续得到关照，以给朱小华在美国上大学的女儿提供读书费用为由，将300万港元（按当时比价折合人民币3, 211, 800元）现金送到朱小华妻子任佩珍手中。

　　此后第二年，朱小华刚被、监察部采取“双规”措施后，任佩珍于1999年8月赴美，第二年11月任佩珍在美国含恨自杀，其女一度精神崩溃。

　　抛却人世沉浮的无奈，人性贪婪的虚妄。细看朱小华的两宗定案，都是他在香港大刀阔斧地扩张业务的背景下发生的。

　　一位资深金融家回忆说，当时的大背景是，1997香港回归之际，中央希望香港的经济能够继续“亚洲四小龙”的神话，当然也希望在港的金融机构能够“有所作为”。朱深明此意，高举高打地进行了大量的资产并购重组。

　　其中，无论是购买华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股票、还是投资购买新世纪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等一系列举动，看上去都是非常正常的金融业务，也是朱小华大力扩张的步伐之一。

　　杨国勋和丘汉辉之所以贿赂朱小华，直观地看，一方面是因光大收购了自家股票，提高了企业的股价；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继续得到朱小华的关照。

　　事实上，这种“希冀”并非仅仅因为朱个人的善恶好恶，还包括金融机构存在的“痼疾”。“一方面中央把降低信贷风险、资产保值增值等作为首要目标交给像朱小华这样的委托人，另一方面，中央又会根据经济形势的需要，要求银行大量放贷或者紧缩信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剑波说。

　　也就是说，金融机构的管理层并非纯粹以金融市场真正需求为制定经营政策的标准，而是以强化推行上级政策为出发点。

　　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距离其原本的“商业化”取向越来越远，金融机构背负了太多太重的“体制性”使命。

　　“大部分时候，政府把银行当成‘工具’，稳定的工具、输血的工具、控制的工具，而不首先是一个产业和企业是我们搞不好银行的‘死穴’。”资深金融家蔡重直说。

　　在此过程中，一方面，金融机构往往形成了巨大的呆坏账，另一方面，垂直型的行政指令性管理，为朱小华这样的管理层带来了巨大的权力空间，“寻租”式交易就可能发生。这些行为往往还是打着“勤王”、“体察上意”、“特殊国情”等子虚乌有的名义进行的。

　　“现在追溯很多问题都和缺乏商业化原则、商业化取向有密切关系。这就是说，金融机构和银行是要以赢利为目的的，而不要再说支持经济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社会责任等等冠冕堂皇的话。”世界银行高级金融学家王君曾如此喟叹。